199期主持人丨王百臻
近日，热门女性向小说《女主对此感到厌烦》因词汇使用规范问题被平台突然锁定，引发了一场用户抗议。
这其中，“老天奶”一词的处理成为焦点。平台在公告中声明，“严禁使用非经汉语权威机构承认的生造字词或短语”，却被用户发现其官方账号曾在此前宣传中使用过同一表达，导致质疑进一步发酵。3月25日，不满的读者集体申请历史充值发票，管理员随后发帖称作品疑似含有挑动对立情绪的内容而临时锁定，经核查未发现明显违规后已恢复上架。
而在此次事件幕后，流行语的生产机制牵涉着媒介变迁、权力分配与文化流动等多个层面，似乎远比想象当中更复杂。不同时代的流行语究竟如何为主流所接纳？流行语到底是谁的流行语？以及我们为何如此需要流行语，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迷思？
本期聊天室我们从这一事件出发，讨论流行语生产与平台审查交叉引申出的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着当下网络话语权与媒介的演变进程。
01 谁在制造流行语
李欣媛：影视作品对流行语有巨大的放大效应。影视作品通过电影或电视剧进行传播，其受众范围极为广泛，一旦某个作品成为热门，其中的流行语便成为了“社交货币”。更进一步来说，一个作品能否拥有流行语，甚至决定了它是否能成为爆款。例如，近几年的古偶剧《逐玉》中的一句台词“我杀猪养你”，尽管可能大家并不清楚其含义，但它确实流行，并被广泛引用。另外，去年播出的《生万物》以山东地区为背景，剧中角色大量使用了山东方言的倒装句式，如“俺知不道”，即“我不知道”。这些流行语和地方特色表达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前年的《墨雨云间》这部电视剧，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请苍天，鉴忠奸”。如今，这六个字被频繁引用。观众还会将这些台词的情境转移到生活中。最近，我看到一个社会新闻视频，其中引用了这句台词来为商家叫屈。我也在一些职场视频中看到有人用这六个字来表达自己遭受冤枉和委屈。
流行语的传播与传播媒介其实是密切相关的。短视频的传播特性促使许多影视作品有意识地提炼出一些台词进行宣传，这些台词对观众而言具有强烈的洗脑效果，当他们觉得很好用，就会更频繁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另一方面，梗文化的流行也是一大原因。如今，梗文化已经完全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渴望寻找新的内容产品。不过，一部分观众对当下的影视作品不再满足，他们开始回溯以往的作品。例如，在《亮剑》中，“把老子的意大利炮拉上来”这样的台词，在当初可能并不那么流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流行语。特别是《甄嬛传》中的“贱人就是矫情”，虽然最初有些争议，但最终成为了广泛引用的流行语。因此，我认为在爆款影视作品中，观众会主动提炼并复用其中的流行语到自己的生活中。
徐鲁青：我觉得影视作品好像是一种相对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像欣媛刚提到的春晚，或者是影视作品，它们似乎在过去深深地塑造了流行语的传播。但现在，我感觉一些诸如小红书评论区这样的空间，正在成为流行语的塑造基地。
这似乎是近年来的一种新现象，人们自发地改变和塑造语言。晋江的事情好像就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去影响已有的语言体系。
丁欣雨：某些流行语在初始形成时具有特定的文化语境，到中途会发生变异，发展出全新的意义。最近我读了《编织故事的人》，这是一本关于同人文化的书籍，其中提到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个流行语。现在我们会觉得它好像在讲述中国的航天事业或其他还挺正能量的主题，展现了自信向上的精神。
但其实这个短语最早来自四十多年前的一本日本历史科幻小说《银河英雄传说》，里面有章标题是“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后来同人社群创作了一篇同名作品。它原本是亚文化的产物，是中二的说法，但不知怎么就被主流叙事吸纳进来了。
李欣媛：在过去，影视作品是单向输出的，观众无法参与定义流行语。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观众开始在影视作品中获得对流行语的定义权。当前流行的一些作品，并非完全由制片方或编剧所决定。有时，他们会困惑于为什么某些台词或情节能走红。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权力关系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丁欣雨：流行语也很容易被资本利用。去年做文化盘点，我注意到许多流行语比如“爱你老己”，最初在社交媒体上是有意识在表达某种情感的，但后来被广告商和产品利用，他们打着为自己好的旗号，来宣传他们的产品。
02 大众媒介如何因时而变
王百臻：回忆千禧年时代，论坛曾具有极强的议程设置以及流行语塑造能力。到了2010年左右，微博成为了最为活跃的社交媒体平台。而当下，小红书或短视频平台又在主导流行语的生产和传播，不同年代的流行语生产和传播的媒介特征并不相同，而是一个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演化的过程。
李欣媛：对于流行语的传播过程，不同年代确实会呈现出不同的现象。在早期的电视时代，即便我们想表达，也只能在附近进行表达。因为那时的作品是单向输出的，一部作品必须渗透到广大观众中，才能提炼出一句流行语。这种统一的表达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交流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话术。
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观众的表达范围扩大，微博、贴吧等平台成为讨论的主战场。表情包的兴起尤为突出，它能够将影视剧中的截图与流行语结合，变成一种新的传播内容。这种传播效率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当下，我们又来到了短视频的时代，算法主导的传播机制催生了许多流行语的出现，甚至流行语变成了一种预埋。（所谓预埋，指的是可能这个话题并非观众自发形成的讨论，而是由片方或宣传方预设的，他们认为观众可能会感兴趣，从而进行宣传，观察大家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似乎又将观众的定义权夺了回去，因为观众已经难以分辨哪些话题是真正由自己引发的讨论。
在算法驱动的内容推荐过程中，流行语的不断强化可能会让观众产生困惑。他们可能会疑惑，某些流行语尽管自己未来没听过，却被标榜为热门。另一方面，二次创作和弹幕变成了流行语的沃土。观众频繁地在弹幕上看到刷屏内容，或者在二创视频中不断看到鬼畜画面的闪动，从而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种洗脑式的宣传，认定某些流行语的流行。然而，考虑到媒介传播过程中算法推荐的特性，我认为当前流行语的流行度是值得怀疑的。同时，流行语的传播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我感觉很多人应该对此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会觉得一件去年才发生的事好像已经离自己很久。
徐鲁青：之前大家报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报道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需要读那篇稿子才知道在流行的事情是什么。现在很难找到一种普遍性流行了，我们的流行是不共通的。
李欣媛：最近的电影《蜂蜜的针》就是一部十年前的作品，片中的某些台词和词汇其实就反映了当时的语境，比如“剩女”一词的使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剩女”已经不再被广泛使用，但在过去，这个词汇确实很流行。我们不能说当时的人们完全没有这种意识，但当我们回看过去，会发现“剩女”这个词可能确实不太恰当，这也反映了流行语在时代中的演变。
丁欣雨：现在很难分清流行语到底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生成，以及定义权究竟掌握在观众还是制作方手中。今年是马年，一些网友就调侃伊利品牌应该请马伊琍代言。几天后，我下楼发现公交车站的广告真的换成了马伊琍和马思纯代言伊利品牌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是大家说起这个梗，品牌方也认为可以尝试，还是他们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但事实上大家都加入了这场狂欢。
李欣媛：我认为这个案例非常有代表性。最初是网友率先提及这个口号，伊利品牌公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敲定了合作，其实是迎合网友的想法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网友似乎产生了逆反心理，为蒙牛构思宣传语，导致了蒙牛的销量开始回升。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品牌方都想借助网友的梗来扩大影响，但网友则想要把对梗的定义权握在自己手里，并不想与品牌方合谋。
徐鲁青：刚刚我们讨论了资本会影响到流行语的塑造，感觉以前能看到更明显，比如我们都特别熟悉央视的广告。它们在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前后播放，形成所谓的黄金时段，据说也是广告费最贵的几分钟。几乎每个人都对那些广告印象深刻，比如脑白金和恒源祥的广告。过去，这种大量投资的广告往往能成为热门话题，但现在，它可能随意地投给一个小平台，也会有更多的意外，好像现在这种意外生成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03 为何人们需要流行语
李欣媛：很多时候流行语的创造者实际上是当下的年轻人。正如福柯所提到的“话语即权力”，年轻人试图通过塑造一种语言，来创造一种话语的权力体系。它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允许说，什么被禁止说。在这个系统中，年轻人能够表达自己所想，同时处于一种“上位者”的位置。因为在当今社会，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长期处于失权状态，获得表达上的权利会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自由。同时，这套独特的语言体系，也生成了一种社交密码，用于年轻群体之间传递信息和情感。
这或许是年轻人的一种自保。用流行语的戏谑消解一些宏大的问题。一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无聊、无趣或乏味的事物，对他们而言，可能蕴含着独特的意义。在表达过程中，他们赋予这些流行语新的含义，使之变得饶有趣味。
但是，同时也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即小学生之间的烂梗。当我听到他们使用这些梗时，我意识到这些流行语已经深深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和表达体系中。例如，他们会使用“唐”这个词，源自“唐氏综合症”的唐，并将这个词重新定义为一种不好、低级。他们完全构建了一个语言体系，里面还有很多词汇，你会觉得很锋利，但是你又听不懂。我觉得这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表达。不过，我并不确定这种状况是否与我之前提到的年轻人的失权有关，或者出于另一种情况，比方说他们受到游戏和短视频的影响，导致无法完整建立自己的表达体系。我觉得这是两类事情，但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又是同一类事情。
徐鲁青：我感觉每一代小学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流行语。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也看火星文吗？我之前看《康熙来了》，当时大S和小S说，他们在读艺校时，会发明那种属于自己的语言，让其他人听不懂他们在交流什么。这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需求。它不仅能让我有归属感，还能帮助我区别于其他群体。
有一部纪录片叫《杀马特，我爱你》，很多人会嘲笑杀马特在QQ空间里发很夸张的照片，把头发染成各种颜色。但其实这种方式可以很微观地反抗工厂当时对他们身体的一种压制。因为要穿一样的工服，要在一样的作息里去拧螺丝，头发可能是唯一能够去改变的东西，所以就会把头发做的特别夸张。
丁欣雨：我觉得“语料库”这个词是值得质疑的。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像打字时电脑储存词汇的那个“库”，或者说是AI的资源库、语料库，又或者是我们拿来学习语言时的纸质词典。它把一个语言里的所有内容归纳到一个实体或虚拟的空间内，看起来是有限的。但我感觉语言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东西，它一直在流动。旧有的词可能会再拿出来重新使用，新的词又会不断地插入。脱口秀演员不断玩弄语言创造新的梗，诗人也从旧有的表达中创造新的词汇。
04 算法时代的流行语
王百臻：谈及当下的网络舆论，我读到过一篇名为《Doge教会了我关于互联网的哪些知识？》的文章，探讨了过去与现在迷因生产和传播机制的差异，作者提到了几个非常有趣的点。首先，他通过几个例子强调了当下算法推荐的至关重要性；其次，他表达了一种对千禧年时代互联网氛围的迷恋，将那个时代的互联网氛围描述为具有一种远离商业属性的、温和的、诗意的田园牧歌式的迷因传播风格。
而将目光转向此时，无论是算法还是资本，似乎都已深度参与了流行话题的捕捉和推广，这成为流行语何以流行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决定了我们能够看见何种流行语现象。在未来，算法和资本或许将如何进一步支配我们的生活？流行语本身还离得开算法吗？
李欣媛：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是否离开。现在，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社交媒体，媒介的发展实际上都在促进流行语文化土壤的形成。如果没有这些媒介，流行语的传播可能不会如此广泛，甚至很少会有流行语生长出来。然而，另一方面，媒介的商业逻辑又决定了算法推荐会有利于媒介可以实现更快、更好的市场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使得算法推荐的机制变得更加极端。例如，我们都知道，使用情绪化或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流量和点赞，这让我们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变得更加困难，信息茧房变得更加隐蔽。在这个过程中，流行语的创造者身份也变得模糊不清。我觉得这很悲哀。我们借助媒介创造流行语或表达自我，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真的在表达吗？或者我们的表达会被看见吗？这成为一个矛盾的问题。
丁欣雨：我们提到“流行语”，但究竟是谁的流行呢？有时候流行语是被算法或资本塑造的，有时也是被某类群体塑造出来的，但是这类人的流行语能不能代表更多人的想法？也是在写文化盘点的时候，我当时搜到几个流行语，如“勇敢小羊”“辞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作为一个大学生或者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想要去攻克生活中的难题，经常要用这样的话来勉励自己，尝试完成一些自认做不到的事情。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注意到许多加入这场流行语狂欢的人是已经在学业或职业上取得显著成就的。他们本来就携带一定的资源，或者在评价体系中处于高位。那么这些流行语就变成了他们展示生活的方式。流行语似乎又被收编进一种优绩的叙事里面了。或许日常生活中一些互联网可见度不高的群体，他们当中也有属于自己的流行语，或对当下流行语有别样的阐释，这些也很值得被挖掘和看到。我们通常最容易看到的流行语反而是局限的。
李欣媛：《甄嬛传》最近在中国台湾地区异常火爆。人们不仅引用剧中的台词，还根据这些台词编排舞蹈，并进行即兴话剧表演等，以此表达他们对该剧的喜爱。然而，对于像“贱人就是矫情”这样的流行语，不同群体和个人对其的理解和适用可能各不相同。流行语的定义权有时会被个体的多元解读所稀释，这也是当前流行语不再那么“大众化”的原因之一吧。
徐鲁青：另一方面官方也在不断修正和定义流行语的名称，比如《咬文嚼字》作为一个官方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当年的十大流行语。这实质上就是一个语言修订的过程，从这些词语里规定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语言。
王百臻：所以，或许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个体如何被算法所裹挟来概括流行语的生产与传播。无论是个体、平台、算法，还是国家层面，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都远比我们所想的复杂。
最后，我想回到“老天奶”这个词的流行。人们热衷于使用它，诚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算法把这个词推到了很多人面前。但或许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很多人的一种需要，同时也构成了对过去的一种不合理的权力关系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