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近期，伊朗局势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至每桶110美元以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油气供应的“咽喉”。它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伊朗等中东产油国最主要的原油出口必经之路，每日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该海峡，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天然气运输方面，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LNG）贸易也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海峡长期封锁，全球能源供应将面临实质性中断。
霍尔木兹海峡对亚洲经济体的影响尤为深远，经该海峡出口的石油约70%运往亚洲市场，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能源安全与这条水道的畅通直接挂钩。
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专家表示，油价上涨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伊朗局势的发展，核心问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畅通。综合各方利益判断，海峡长时间完全封锁的可能性较低，但即便冲突在短期内降温，其对供给端造成的扰动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如油价长时间维持高位，可能给国内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并对中下游企业造成成本挤压。短期来看，需警惕油价上涨对交通运输、化工等行业的直接冲击，以及对居民生活成本的推升；长期来看，此次事件再次凸显能源转型的紧迫性，或加速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对界面新闻表示，中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总量的约三分之一和16%；经该海峡供应的能源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2%。据野村估算，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大约可满足全国2至3个月的消费需求，如果1/3的石油供应受到影响，战略储备可使国内石油消费维持约半年时间。
“如果封锁在未来一至两周内解除，影响将微乎其微——这只是一个短期冲击，各国均可动用战略石油储备进行缓冲，甚至可以认为影响接近于零。但如果封锁持续3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陆挺说。
三种情景假设
2月28日，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在随后一个交易日（3月2日）大幅高开。3月9日，ICE布伦特原油一度逼近120美元/桶，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较2月27日每桶73.2美元的收盘价大涨63%。3月10日，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很快结束”冲突的表态影响，油价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以下。最近两个交易日，布油徘徊在每桶90美元附近。
根据界面新闻整理，分析师对后续国际油价走势存在三种情景假设：
情景一（较为乐观）：局势快速缓和，通航迅速恢复
核心假设：冲突在2-3周内快速降温，美伊开启外交谈判或达成临时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
油价走势：布伦特原油价格在3月底快速回落至65-70美元/桶的区间，并有望在该水平附近波动至年底
情景二（温和冲击）：短期封锁，但逐步缓解
核心假设：霍尔木兹海峡遭遇约1个月的封锁，随后局势缓和，逐步恢复通航
油价走势：受恐慌情绪和供应中断影响，布油价格上半年可能维持在90美元/桶，随着封锁解除，油价在下半年逐步回落至70美元/桶左右的水平
情景三（严重冲击）：战事长期化
核心假设：冲突演变为长期对峙，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半年甚至更久
油价走势：由于航道中断导致的供应缺口持续存在，布油价格将长期维持在110-130美元/桶的高位，个别时候甚至突破150美元
这三种情形，哪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陆挺表示，综合各方利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被完全封锁的状态大概率难以持久。他指出，对伊朗而言，完全封锁将切断其几乎唯一的外汇收入来源，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言，同样面临多重压力——既要平衡各方利益，又要应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若封锁问题久拖不决，全球油价可能飙升至每桶150至200美元，不仅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也将引发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因此，美伊双方均存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化、至少是接近正常化的动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油气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对油价的看法也较为乐观。他对界面新闻分析称，美国国内面临油价上涨的政治压力，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顶着通胀压力和伊朗“死磕到底”，同时，国际社会存在制衡力量，其他国家也会通过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以确保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此外，伊朗因长期受制裁，实际可释放的石油产量对全球市场影响不大，冲突结束后，若美国放松对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出口限制，国际油价有望进一步快速回落。
摩根士丹利指出，若油价较冲突前高出10%，将直接推高美国整体通胀约0.3个百分点，而当前的实际涨幅远超这一水平。倘若油价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持续居高不下，将成为极为敏感的政治变量，不仅可能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选情，更会将美联储逼入控制通胀与稳定增长之间的两难境地，进而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冲击。
对于伊朗局势、国际油价的发展，摩根士丹利地缘政治团队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观测信号。
首先是美国战略目标。如果美国的打击仅限于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目标，冲突周期将相对较短。反之，若目标扩大至摧毁对手的导弹库、海军力量，并全面限制其代理人活动，冲突必将被无限期拉长。目前美方战略意图尚不明朗，未来一到两周内，随着各方表态的增多，局势走向或将逐步清晰。
其次是通过卫星云图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这是目前市场观察油价的重中之重。
第三，判断局势走向的关键在于两个直观的晴雨表：军事打击的频率，以及代理人活动的频率，这两者将直接决定冲突是外交降温还是持续升级。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即使冲突在短期内能够缓和，其对供给端造成的影响仍具有一定持续性。当前国际油价已经大幅上行，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中枢。油价上涨对中国通胀的影响主要反映在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
他们解释称，一方面，这是因为油价上涨对PPI的影响最为直接，从推升石油开采和加工行业的出厂价格开始，沿着产业链从基础化工品依次向塑料、合成橡胶、化肥等中间品和终端工业品扩散，相比之下，油价上涨对CPI的传导链条相对更长，影响路径更加复杂；另一方面，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占比大幅提升，居民对成品油的消费依赖有所下降。此外还有政策调控的因素，比如，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再上调。
根据野村的测算，国际油价每上涨10%，对我国PPI的拉动约为1个百分点，对CPI拉动约为0.3个百分点。据粤开证券测算，油价每上涨10%，或分别推升国内PPI和CPI同比0.4和0.1个百分点。据东吴证券测算，油价每上涨10%，将分别拉动国内PPI和CPI约0.42和0.07个百分点。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界面新闻表示，若美伊冲突快速降温，则PPI同比增速大概率在5月份转正，全年涨幅为0.4%，CPI全年涨幅为1.0%；若冲突持续激化，演绎为全面战争，则会产生明显的输入性通胀，PPI同比将在二季度开始陡峭上行，8、9月达到2.9%，全年涨幅为2.2%，CPI全年涨幅为2.1%。
陆挺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并非通胀，而是通缩。这意味着政府在调整成品油价格方面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短期无需过度担忧价格传导可能引发的通胀压力。只有当油价持续处于高位或呈现明确上涨趋势时，才需要加以关注。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2月，中国CPI累计同比上涨0.8%，PPI累计同比下跌1.2%。这预示着，一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或仍处于负值区间。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
在当前国内物价持续低迷的特殊背景下，油价上涨似乎与“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方向不谋而合，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一些积极效果。比如，提振通胀预期、改善能源化工等上游企业经营状况；同时，PPI回升有助于降低实际利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提振信贷和投资需求；物价回升推高名义GDP增速，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间。
但是，分析师更多地强调，这本质上是成本推动型或输入性通胀，是一种“坏的通胀”，而非政策期望的需求拉动型通胀。
“宏观经济目标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在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微观主体的真实处境。4.5-5%的经济增速目标，追求的不是靠无效投资和库存积压堆出来的产出数字，而是企业主动扩大投资、居民愿意增加消费，经济内生循环真正转动起来。同理，2%左右的通胀目标，也不是单纯地推高物价，而是通过温和通胀打破‘物价低迷→消费投资推迟→经济不振’的负向循环，让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常态。”罗志恒说。
他进一步指出，成本推动型或输入性通胀会带来四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对中低收入群体实际购买力的侵蚀尤为显著，因为能源和食品在低收入家庭消费中占比较高；二是中下游企业面临原材料涨价与终端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利润被压缩、预期转弱，即便部分成本传导至消费端也将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三是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油价上涨会弱化我国贸易条件，加大外汇流出压力，对汇率稳定构成挑战；四是供给冲击导致的CPI回升可能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形成制约，增加央行降准降息的舆论压力和沟通成本，干扰宏观调控正常运行。
陈守海表示，如果以中国每年进口5.6亿吨石油计算，每桶价格上涨40美元，相当于每吨增加约300美元的成本，中国将额外付出高达1700亿美元的进口成本。这笔巨额成本如果不能有效消化，将直接侵蚀企业利润，特别是那些处于产业链中游、议价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
“我们在抗通缩，希望适度提高CPI，但我们希望的是物价复苏让企业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让企业和经济能够持续发展，而不是让上涨的物价为油价买单。”陈守海说。
政策如何应对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约15%依赖进口，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两个品种。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约为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约为40%。高油价无疑是绿色转型的“催化剂”。此次冲突将强化中国当前的能源战略路线，推动经济加速脱碳。
“这场战争让人们意识到，国际地缘政治和战争行为仍然容易导致石油供应中断，会更加增加人们对石油供应安全的重视，更加重视能源转型。”陈守海说。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作为年度约束性指标，标志着我国正式从实施了二十年的“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与此同时，“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分析人士指出，设定3.8%的降碳约束性指标，表面看是环保要求，深层逻辑则是通过引导电气化替代，使我国在国际能源动荡中掌握主动权，而这一底气正是来自于我们已经构建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和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光伏、风电成本优势明显。
其次是从供给端增强能源安全，平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冲击，包括加大战略石油储备、进一步拓展与俄罗斯、中亚等地区的合作推动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
第三是对企业和居民进行定向纾困和补贴。罗志恒指出，保企业而言，油价上涨对交通运输、物流、化工下游、农业种植等行业冲击最为直接，可以考虑阶段性减免这些行业的部分税费负担，或通过专项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成本高企的阶段，防止出现大面积经营困难和失业。保民生来看，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显著的累退效应，对低收入家庭冲击最大，可以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价格补贴或消费券，既保障民生底线，又能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将资金快速转化为消费需求。
罗志恒还表示，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保持战略定力，加强预期管理。他指出，面对油价上涨等供给冲击，只要冲击是一次性的、没有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货币政策就不应对其作出紧缩反应。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政策的主线任务仍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此外，有关部门有必要加强预期管理，避免市场或公众对数据和政策误读，防止金融市场对政策方向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