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艺术巨匠胡安·米罗（Joan Miró，1893-1983）与美国画家的艺术情缘，正通过一场展览得以全景展现。澎湃新闻获悉，“米罗与美国”展近日由巴塞罗那胡安·米罗基金会与华盛顿菲利普斯收藏馆联合策划，集结130多件作品，于基金会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推出，将持续至2026年2月，随后于2026年3月巡展至华盛顿。
米罗在1947年至1968年间七次到访美国，他看到了与欧洲传统截然不同的艺术可能性，激发了他创作中更宏大、更自由，也更物质化的一面。
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米罗基金会 Fundació Joan Miró. Photos: Pep Herrero
“米罗与美国”展览以大致时间为序，在0-14号展厅中呈现了这段跨大西洋的艺术对话，展现米罗与四十多位不同世代艺术家之间的创作呼应。核心展区聚焦20世纪40至50年代——这一时期对纽约艺术家而言充满创新活力，对米罗则意味着重要公共委托项目的启动。米罗与同代人共同追求创作“个人化却具普世性”艺术的理想。
展览现场
米罗的标签
对于初次接触米罗作品的人，一定会被他充满童趣以及梦幻的图形所吸引。但米罗一生中多次遭受抑郁症的困扰。1911年，当时米罗18岁，他说：“我意志消沉……我病得很重，卧床三个月。 ”他用绘画来应对疾病，据说绘画让他平静下来，不再那么阴郁。米罗说，如果没有绘画，他会变得非常沮丧、忧郁，“脑子里全是坏念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
《丑角狂欢节》，1925
《吠月之犬》（1926年）中也出现了梯子意象
他的精神状态在他的画作《丑角狂欢节》中显露无疑。他试图描绘自己内心的混乱，那种想要摆脱混乱的绝望，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米罗在这幅画中描绘了梯子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在他之后的许多画作中也出现过。它象征着逃离。
米罗于1893年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其父亲是一位金匠和钟表匠。米罗早年曾同时就读于商学院和美术学院，少年时期曾从事办事员工作，但在一次神经衰弱后他彻底放弃了商业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他的早期作品受到了梵高和塞尚的影响，画风充满色彩和绘画质感，这一时期也被学者称为他的“加泰罗尼亚野兽派时期”。
1924年，米罗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团体。米罗作品中固有的象征性和诗意，以及作品中固有的二元性和矛盾性，与该团体所倡导的梦幻般的自动主义风格完美契合。米罗的许多作品不再像以往那样杂乱无章、缺乏焦点，他开始尝试拼贴和绘画技法，以此来打破传统绘画的框架。
代表作之一《星座》
自1930年代以来的众多采访中，米罗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传统绘画方法是支撑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具，并宣称“杀死绘画”以打破既定绘画的视觉规则。
关键转折：1947年纽约之行
超现实主义于1930年代通过一系列展览传入美国，朱利安·莱维画廊与皮埃尔·马蒂斯画廊的多次展演为其奠定基础，最终以阿尔弗雷德·巴尔1936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的《奇幻艺术、达达与超现实主义》展览达到高潮。当时，颇具争议的萨尔瓦多·达利已成为公众心目中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该展览收录了他十余幅超现实主义作品，数量与米罗的画作相当。1941年，当这两位加泰罗尼亚艺术家同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回顾展时，这种艺术对比再次获得确认。彼时，众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为躲避欧洲战火已流亡至纽约。
胡安·米罗
米罗的第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7年，二战刚刚结束。他来自饱受战争摧残的西班牙，而此时的美国纽约正充满活力，逐渐成为世界艺术的新中心。这种自由、乐观和充满可能性的氛围，对米罗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米罗在纽约结识了如杰克逊·波洛克、阿希尔·戈尔基、罗伯特·马瑟韦尔等新兴的美国前卫艺术家。尽管米罗的创作根植于超现实主义，但他与这些美国艺术家的交流是相互的。美国艺术家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潜意识、自动主义和非具象形式的魅力；反过来，米罗也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中感受到了那种巨大的尺幅、奔放的笔触和强烈的能量感。这鼓励他进一步突破画面的限制。
他在美国发现了在欧洲不常被用于高雅艺术的工业材料，例如铝板、铜板。他开始在坚硬的金属表面上作画，这与画布带来的柔软感截然不同。而合成板表面光滑、坚硬，非常适合他进行精细的描绘和滴洒。
巴勃罗·毕加索和胡安·米罗在穆然，1967 年
米罗在1947年至1968年间七次到访美国，这些经历使他得以拓展人脉。
而米罗的国际地位也建立在美国艺术家对其作品持续数十年的热情之上。实际上，当1947年米罗首次踏上纽约土地，这个时间也成为其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点。他不断汲取革新力量，并通过与当地艺术家的交流为创作开辟新方向。尽管米罗的作品最初颇具争议，但在皮埃尔·马蒂斯持续策划的展览推动下，逐步被确立为新一代的火炬手之一。
这里提到的皮埃尔·马蒂斯画廊是20世纪纽约一家举足轻重的现代艺术画廊，由著名野兽派领军人物、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的儿子皮埃尔·马蒂斯创立。他被称为 “欧洲现代艺术在美国的引渡人”，从1931年活跃至1989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皮埃尔·马蒂斯将许多杰出的欧洲现代艺术家引入了美国，除了米罗，还有马克·夏加尔、阿尔贝托·贾科梅蒂、让·杜布菲、巴尔蒂斯等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可以说，极大地塑造和丰富了纽约的艺术版图。
该画廊曾为米罗举办了多次重要个展，极大地提升了他在美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941年与1959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其举办的回顾展在全美巡展，使美国艺术家得以对照并借鉴他的艺术成就。1944年，杰克逊·波洛克将米罗与毕加索并列称为“我最钦佩的两位艺术家”；而二十五年后，米罗则坦言：“真正启发我的是美国绘画。”
《爱上女人的密码和星座》，1941 年
1945年初，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巴尼特·纽曼撰文指出：“米罗标志着一场新艺术运动的开端……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开辟了一片必将改变未来数十年艺术面貌的新领域。”这种热忱既折射出《星座》系列的影响力，也预见了米罗两年后抵达纽约时将受到的礼遇。纽曼进一步写道：“在纽约，已涌现出一股由多元艺术家自发形成的潮流，他们正从米罗的理念出发，迈向主观抽象的新疆域。”
1947年6月，米罗接受杂志专访时，将战后时期界定为“一个转型阶段”。当被问及对美国画家的看法时，他回应：“我尤其欣赏他们蓬勃的创作热情与清新气质”，并补充说，他们的“力量感与生命力”具有潜在影响力。
《红太阳》，1948年
一场跨大西洋的艺术对话随之加速展开。米罗1948年创作的《红太阳》中融入的书法笔触与厚重肌理，正是对他所欣赏的纽约同侪艺术能量的回应。当华盛顿收藏家邓肯·菲利普斯于1952年购得此作时，立即将其纳入“表现主义抽象画家”专题展，与波洛克、阿道夫·戈特利布、阿方索·奥索里奥、西奥多罗斯·斯塔莫斯等人的作品共同陈列，从而确立了米罗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总的来说，美国的经历为米罗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与欧洲传统截然不同的艺术可能性，激发了他创作中更宏大、更自由，也更物质化的一面。
积极参与公共项目的米罗
在美国，他获得了创作大型壁画和公共艺术项目的机会。例如，1950年他与陶瓷艺术家何塞·略伦斯·阿蒂加斯合作，为哈佛大学霍利奥克中心创作了陶瓷壁画，规模相对较小，但意义重大——标志着他的艺术开始被美国主流学术机构所接纳。之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创作了巨大的陶瓷壁画《太阳与月亮》（1955-1958），并获得了古根海姆国际奖。这些项目迫使他思考艺术与建筑的关系，其作品的公共性和纪念碑性大大增强。
陶瓷壁画《太阳与月亮》 图片来源于网络
《蓝色系列》1961
他在美国期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蓝色”系列画作（如《蓝色二号》）。这些作品尺幅巨大，深邃的蓝色背景上漂浮着精妙的符号，体现了空间感与他个人诗意世界的结合。
挂毯被毁掉前的样子
胡安·米罗和约瑟夫·罗约合作的挂毯曾挂在美国世贸大厦的大堂里，随着“9·11”恐怖袭击的发生而惨遭损毁。本次展览将展出这幅挂毯的设计稿。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胡安·米罗的许多作品更加注重象征意义和所传达的信息，而非具体的形象和精细的刻画。他不再过分关注描绘的人物主题，而是更加注重最终呈现给公众的象征意义和信息。
1976年，胡安·米罗基金会当代艺术中心在巴塞罗那落成，巴塞罗那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经常汲取创作灵感的地方。四年后的1979年，巴塞罗那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艺术成就及其对艺术的影响。
展览挑战了传统的研究框架，而将美国置于其艺术发展的关键位置，为此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角。此次展览也并非“米罗如何影响美国”这样的单向叙事，而是揭示了艺术的双向互动。
策展特别强调了20世纪中叶女性艺术家在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等流派中的核心作用，为Lee Krasner、Helen Frankenthaler等艺术家提供了应有的历史地位。除绘画外，还包括素描、雕塑、版画、电影和档案资料，全面呈现跨大西洋艺术交流的多元面貌。
本次展览由米罗基金会与华盛顿菲利普斯收藏馆联合举办，将持续至2026年2月22日，并将于2026年3月21日至7月5日在华盛顿展出。
参考资料来源：Fundació Joan Miró